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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与北京建交做威胁,蒋介石被迫放弃日本赔款

日本以与北京建交做威胁,蒋介石被迫放弃日本赔款旧金山和约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可以利用台海两岸的对立,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为日本争取最大利益。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你台湾不对我日本让步,那我就转向北京。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仿佛时光又回到77事变以前。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台湾、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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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3 17: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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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军衔:海军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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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我是太阳星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4楼 独立的思考着
      一个无知的人。50年代,日本对中国是出奇的好:许多禁卖的东西,包括好钢,特种钢,都来自日本。
      日本人精明极了,利用两岸的对立,是否真与北京建交就不知道,但用北京来敲打台北,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免掉日本赔款,就是必然吊。这种雕蟲小技,台北与北京都看的非常清楚,你看不懂?真是妄称国防大学教授!钱对每各个人,每各个国家都是多多益善的东西。有了钱,人们生活改善,社会就相对稳定。对老蒋来讲。50年代的台湾还非常贫困,小学生都是光着脚上学,怎么能跟”钱“斗气呢?除非有更大的政治失分,比如日本与北京建交,才能令老蒋放弃在那时急需的”赔款“。
      5楼 我是太阳星
      小喷子啊,50年代中国与日本间没有贸易往来,禁卖的东西再好,与中国有毛关系啊?!你以为你们蒋匪的情报系统真是吃干饭的?连日本是否真与大陆建交这事,都摸不清真相?50-70年代,你们蒋公公与日本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候,那叫一个蜜月期,还用这个来威胁?你造谣能不能有点水平啊?
      13楼 独立的思考着
      50年代中日没有贸易往来?你都成笑料了。无知不要紧,无知再充教授,就成小丑了。新华网 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1)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经历了一条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尽管如此,但是它开辟了中日平等贸易的道路,为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大发展和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因此它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其中50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是极为艰难的一步,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既主张“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对于中日经济关系,更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都极愿意在日本按照波茨坦协定实行非军国主义,而且是在民主化的条件下,和平共处,建立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这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提供了前提。
      当时,日本正值经济恢复时期,迫切需要恢复和扩大中日经贸关系。早在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之前, 日本众多的贸易界人士就组建了日中贸易促进会,随后又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积极致力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然而,占领日本的美国军事当局认为,“如果日本继续像以前那样依靠中国的原料和市场发展经济的话,日本将成为红色中国的一个工具”,因而禁止中日贸易。 日本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把新中国看成威胁势力。这样,中日贸易的发展就遇到了人为的障碍。为了冲破封锁,寻找中日贸易的现实途径,中日贸易界人士便积极行动起来。早在1949年底,日本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便设法与中国贸易部取得了联系。中国方面积极回应。中国贸易部副部长沙千里于次年2 月给对方回电表示:“希望与贵会合作推进中日贸易,具体事宜请与天津的DNCI-MORC(即华北进出口公司)联系。”中日民间贸易开始起步。到了1950年3月, 为了平衡日本的外汇收支和降低日本进口美国原料的巨额运费,美国方面被迫许可日本同中国以民间方式进行贸易。正当中日民间贸易势头看好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美关系恶化,中日民间贸易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从1950年12月开始,美国对向中国出口采取“事先批准制”,实际上是禁止向中国出口。日本政府也步美国的后尘,采取同样措施。1952年9月, 在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下面设置了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对中国、北朝鲜、北越的出口规定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同年8月,日本加入“巴统”,并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极其严格的A 货单中的禁运项目。这一禁运货单“不仅在军事物资方面禁止向中国出口,还实行了全面禁运。同时禁止进口中国产品,甚至连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刷子都不得使用中国的猪毛”。当然,在这个政治环境险恶和没有贸易协定的特殊历史时期,中日民间贸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贸易额来看,1950年为5900万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额的4.9%。可是, 美日当局丧失理智的禁运政策,却使本来数量就很小的中日民间贸易又进一步下降。从1950年到1952年,双方贸易额“从5900万美元下降到1540万美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从4.9%下降到0.8%”。从1952年6月到1957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这是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
      1952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许多企业不得不缩短开工时间,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日本迫切需要同中国进行贸易。1951年6月,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议朝鲜停战,进行谈判,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之一的身份,于1952年4 月向日本经济界和财界知名人士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日本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一行3人,冲破日本政府的封锁,绕道前往莫斯科。中国代表南汉宸在会上首先表示:“希望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会议的最后阶段,中国代表同3名日本议员进行了会谈。会后,日本议员应中国代表的邀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访问了北京,并根据日本的日中贸易促进会议、日本贸易会等国内民间团体的希望和要求,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1952年6月1日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朝鲜战争期间“特需”支撑下的日本经济由此而面临着严重的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部分经济界人士和劳动团体等要求重新恢复中日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成立于1952年底的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甚至策动国会于1953年7月29日在众议院、同月30日在参议院先后通过了日中贸易促进决议案。中国贸促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邀请自民党议员池田政之辅等访华,商谈签订贸易协定事宜。1953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零二个月的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1234下页尾页共4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2)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1954年底,长期追随美国的吉田茂内阁总辞职,鸠山一郎内阁上台。鸠山内阁“顺应时势,决定改变过去实行的对美一边倒的状态,表示要改善中日关系,促进同苏联、中共的贸易”。中国方面当即表示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关系。中日政治关系的松动为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提供了新的机遇。1956年3月,以中国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经过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谈判,于1955年5月4日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为适应当时双方的需要,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对有关事项作了一些基本的规定。首先,在贸易数量方面,三次协定都规定,在协定有效期内,双方进出口额为3000万英镑。其次,在贸易方式上,由于双方民间贸易得不到日本银行的支持,无法直接结汇,三次协定都规定采取以货易货方式,用英镑计价。
      再次,三次协定都以重要程度的大小为标准,将双方贸易的商品品种划分为甲、乙、丙三类,规定同类货物相交换。其中,第一次协定规定:“甲、乙、丙三类物资的比重分别为40%、30%和30%。”在甲类物资中,中国向日本出口的有煤、大豆、锰砂、镁砂、猪鬃等,日本向中国输出的有紫铜、钢材、铝锭等。在乙类物资中,中国输出的有盐、杂豆、花生米、桐油、矿产品、羽毛、棉花、羊毛等,日本输出的有纺织机械、轮船、小型机车、化工产品、起重机、无线电器材、卡车、电工器材等。在丙类物资中,中国输出的有滑石、雄黄等中药,日本输出的有化肥、农机、医疗器械等。随着双方经验的积累,后两次协定对上述规定作了更为合理的变动,“将甲乙丙三类物资的比重调整为35%、40%和25%”,即增加了交换可能性较大的乙类物资的比重。同时,协定中商品类别的内容也有所变化。在第二次协定中,“中方甲类出口货单中增列铁砂,而将镁砂、猪鬃移入乙类;日方甲类出口单中增列各种大型机器,并将轮船从乙类移入甲类”。在第三次协定中,“对甲类物资,中方增列生铁、日方增列发电设备;乙类,中方增列大米等”。对第一次协定中没有涉及的商检和仲裁问题,第二次协定专门增列了商检仲裁条款。“由于当时中方人员不能随时取得日方入境签证,仲裁地点只好规定在中国境内进行”。第三次协定则根据新的情况规定仲裁地点在被告所在国进行,同时还规定:“相互之间可举办展览会,双方商定按外交官待遇相互派常驻商务代表,并努力促请本国政府尽早就中日贸易问题举行两国的谈判,并签订协定。”三次协定的签订,使中日民间贸易有了一个大致可以遵循的依据,促进了双方民间贸易在协定的基础上发展。从1952年11月27日中国进出口公司和日本巴商株式会社在北京签订金额38万英镑的贸易合同开始,到1953年10月29日第二次协定签订为止,第一次协定执行期间“执行了协议总金额的5%”。
      第二次协定的执行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完成总金额的38.8%。按日方统计,“1954年日中贸易额为5900万美元,其中日方出口1900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协定期间,经过双方共同努力,日本方面“赢得了进口14.5万吨中国大豆的外汇预算,打破了美国垄断日本进口大豆的局面”。在三次协定中,第三次协定由于“得到了鸠山内阁总理大臣的支持和赞助”,执行情况最好。第一年完成协定进出口总额的67.2%,1956年5月4日期满后,延长一年,又完成了77.7%。按照日方统计,“从1955年到1957年,中日贸易额连续三年超过1亿美元,其中1956年达到1.5亿美元”,创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额最高纪录。在双方贸易商品结构上,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豆、杂粮、大米等农产品;煤炭、生铁、铁砂等矿产品;羊绒、桐油、松香等土特产品。以双方贸易额最多的1955年和1956年两年为例,“1955年,中国出口大豆9707百万日元,占对日出口总额的33.4%,大米6894百万日元,占对日出口总额的23.4%,两项合计达57.1%”。1956年,这一比重仍高达55%。日本对华输出的则主要是化肥、钢材、机械和化纤等,其中尤以化肥的比重最大。“1955年,日本对中国出口,仅化肥一项就达3237百万日元,占日本对中国出口的31.5%。”1956年,这一比重仍在20%以上。根据第三次贸易协定,1955年10月在东京晴海首次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近70万人观看了展览。第二年10月,北京也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观众达125万人。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3)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三第三次贸易协定延长一年,到1957年5月4日再次期满后,又出现了无协定的状态,对中日贸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由上年的8384万美元急剧减少到803万美元。”因此, 缔结新的贸易协定已迫在眉睫。正在此关键时刻,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主张扩大中日贸易的石桥内阁因首相生病而辞职,敌视中国的岸信介上台组阁。1957年6月, 岸信介跑到台湾,在与蒋介石的所谓会谈中煽动说:“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并狂叫:“如果恢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这就给中日贸易关系的前景布下了厚厚的阴影。然而,由于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日本深受影响,产品积压,钢铁、非铁金属、纤维等工业部门纷纷减产。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却蒸蒸日上,正在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需要大量器材,因此,早日签订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1月, 日本召开了要求立即缔结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全国企业家大会。此前的1957年8月, 日中友好协会在东京召开了为期3天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以诚意来对待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缔结,并呼吁发起一个国民运动,为加速恢复邦交正常化而努力。1957年9月,中日双方终于开始举行会谈, 商讨第四次协定的签订问题。在谈判过程中,由于岸信介政府在中国贸易代表团人数、中国贸易机构在日本悬挂中国国旗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谈判曾一度中断。为了早日缔结协定,中国方面进行了许多努力。1958年2月26日,中国矿产公司和中国五金进出口公司同日本钢铁代表团签订了长期民间贸易协定,“双方同意,在1958年到1962年的5年内,每方出口金额为1亿英镑”。为了促进协定的早日签订,日本广大人民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活动。“在几十个市、町、村会议上都做出了促进签订协定的决议”,“开展了全民性的签名运动,250个经济团体举行大会,通过决议,热烈要求早日缔结第四次贸易协定”。1958年3月5日,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终于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规定:自签字起一年内,各方出口3500万英镑,仍然采取同类物资易货贸易的原则,但将甲乙丙三类简化为甲、乙两类,甲类占40%,乙类占60%。双方同意1958年分别在名古屋、福冈和广州、武汉再次互相举办展览会。协定还就商检、支付、仲裁和重要物资的长期有保证的供应等事项作出了规定。另外,在备忘录中写明,双方各自取得本国政府同意给予下列待遇:第一,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安全;第二,给予出入境的方便、海关的优待和以贸易活动为目的的旅行自由;第三,可以使用进行业务所需要的密码电报;第四,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机构人数由双方各自根据工作的需要加以决定,机构所属人员及其家属不按指纹。协定的签订得到中国和广大日本人民特别是中日贸易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但是,协定的顺利执行还必须得到双方政府的保证和支持。同年3月7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会见日本通商使节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对协定表示欢迎和支持。可是,日本政府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和保证,反而采取了实际上是破坏协定的态度。协定签订的第五天,自民党与外交调查会召开联席会议,在听取日本首席谈判代表池田政之辅汇报后,决定“以删除悬挂国旗权等所谓一系列政治条款作为承认协定的条件”。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政府不断施加压力,台湾当局也对日本政府采取威胁性措施。蒋介石集团“对此项协定提出抗议,中止了3月14 日在台北举行之对日贸易谈判,停止对日采购”。这意味着日本对台湾出口总额的40%有可能被取消。3月17日,台湾当局向日本递交所谓备忘录,其中要求:“①日本政府必须声明不承认中共,以及中共之商务代表不具备公务身份,不给予外交特权;②不得悬挂中共旗帜。”由于岸信介政府敌视新中国的顽固态度及美蒋的压力,4月1日岸信介在给蒋的亲笔信中说:“日中贸易仅限于民间协定,日本政府不予过问,不给予通商代表以特权,不承认中共有悬挂国旗之权。”4月9日,岸信介内阁给日本贸易三团体如下答复:“政府鉴于扩大日中贸易的必要性,将尊重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精神,在我国国内各项法令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还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关系,给予支持和协助,以便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发表谈话,进一步解释说:“政府现在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这对于根据这个民间协定设立的民间商务代表性机构,(政府)无意承认它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但是,关于由民间团体处理这个民间协定的问题,政府将尊重并考虑到我国同中华民国间的关系和其它国际关系,务期不引起商务代表机构的设立可能意味着事实上的承认这样的误会。同时打算在国内各项法令规定的范围内给予支持和协助。”“此外,日本政府认为,因为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能承认民间商务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首页上页1234下页尾页共4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4)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日本当局的这番表白,清楚地表明了其破坏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真实用心。所谓“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机构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实际上是使中国方面无法在日本设立商务代表机构和开展工作。所谓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并把国内法令作为支持协定的限制性条件,实际上是使日本刑法中有关损坏外国国旗的惩罚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代表机构无法悬挂中国国旗。至于要考虑的“目前的国际关系”,显然是指日本同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关系,而美国和台湾当局不仅敌视日中贸易,而且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这实际上是屈从美台的意志,为中日民间贸易设置新的障碍。因此,日本当局冠冕堂皇的言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新中国决不会进行这种无原则的交易。1958年4月9日,当负责同中国签订第四次贸易协定的日本三团体把日本政府的答复通知中国方面时,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拒绝。岸信介内阁不仅对第四次贸易协定毫无诚意,而且还继续破坏中日关系,纵容暴徒污辱中国国旗。4月30日, 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在市内滨屋百货公司举办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悬挂了中国国旗,台湾当局“驻日大使”就此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所谓“抗议”,日本外务省指令长崎当局摘下中国国旗。同日下午4时, 两名暴徒闯入四楼展览会场,突然扯下了中国国旗。展览会主持人立即将暴徒扭送市警察局,认为这是污辱国旗事件,要求清查其背景,并予以惩罚。可是,日本警察局很快将暴徒释放,而岸信介在回答在野党有关这一问题的质问时,竟荒谬地说:“对于没有邦交关系国家的国旗,不过是器物损失罪罢了。”针对岸信介内阁极端敌视新中国,破坏中日贸易的行为,中国外长陈毅于5月9日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严正指出:“岸信介破坏中日贸易,纵容暴徒侮辱我国国旗,必将自食其果。”同日,中国国际贸促会分别拍电报给日本贸易三团体,严重抗议日本政府在长崎纵容暴徒污辱我国国旗事件。但岸信介政府依然故我。因此,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已失去了实现的基础,中日民间贸易已无法继续进行。中国政府被迫通知日方:废除刚刚签字的《中日钢铁贸易长期协定》,中止正在进行的中日钢铁贸易合同的谈判,不再延长为期一年的渔业协定。至此,艰难行进中的中日民间贸易之舟由于日方的破坏而搁浅。 四纵观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可谓极尽曲折。中日两国人民自始至终对美国占领军和日本当局的禁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前三次贸易协定的签订和部分执行,使50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沿着良性的轨道发展。贸易额在逐步增长,1956年曾达到1.5亿美元, “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8%”。 双方贸易的商品结构是互补性的,对双方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双方贸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彻底改变了二战前日本对中国进行掠夺的殖民地贸易性质。与此同时,双方还相互举办了商品展览会,扩大了贸易往来的渠道。双方的交流还迫使美日统治阶级多次放宽对中日贸易的禁运政策,使双方贸易由民间协定向政府协定方向发展。
      但是,由于当时冷战格局的影响和日本敌视新中国势力的阻挠,双方民间贸易的发展受到种种限制。执行情况最好的第三次协定,也没有完成协定的金额。整个5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输出从未超过它的出口总额的3%,而进口额则在3%的幅度内”。特别是50年代后期,即岸信介内阁时期,中日政治关系处于冰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更加困难。中日两国人民经过多方努力而签订的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也因岸信介政府的刁难、美蒋的捣乱而宣告流产,致使中日民间贸易关系中断。当然,必须指出,50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开辟了中日平等贸易的道路,中日两国人民在同美日统治集团和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大发展和后来中日邦交的正常化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5楼 我是太阳星1
      我今年8月份又去过一次日本,跟日中经济协会的专务理事杉田先生会谈过多次,他是中日贸易史的见证人,他们协会是最早推动中日国家间贸易的,他们的介绍手册上,中日贸易最早就是从70年开始的。你还在此胡说八道信口雌黄!
      那些东西恐怕不是楼主写的,都是从网上抄来的。楼主13楼的内容就是开封党校讲师廖海敏的50年代中日贸易研究的内容。
      2017/12/5 12:22:09
      1. 军衔:陆军列兵
      2. 军号:12336628
      左箭头-小图标
      3楼 我是太阳星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4楼 独立的思考着
      一个无知的人。50年代,日本对中国是出奇的好:许多禁卖的东西,包括好钢,特种钢,都来自日本。
      日本人精明极了,利用两岸的对立,是否真与北京建交就不知道,但用北京来敲打台北,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免掉日本赔款,就是必然吊。这种雕蟲小技,台北与北京都看的非常清楚,你看不懂?真是妄称国防大学教授!钱对每各个人,每各个国家都是多多益善的东西。有了钱,人们生活改善,社会就相对稳定。对老蒋来讲。50年代的台湾还非常贫困,小学生都是光着脚上学,怎么能跟”钱“斗气呢?除非有更大的政治失分,比如日本与北京建交,才能令老蒋放弃在那时急需的”赔款“。
      5楼 我是太阳星
      小喷子啊,50年代中国与日本间没有贸易往来,禁卖的东西再好,与中国有毛关系啊?!你以为你们蒋匪的情报系统真是吃干饭的?连日本是否真与大陆建交这事,都摸不清真相?50-70年代,你们蒋公公与日本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候,那叫一个蜜月期,还用这个来威胁?你造谣能不能有点水平啊?
      13楼 独立的思考着
      50年代中日没有贸易往来?你都成笑料了。无知不要紧,无知再充教授,就成小丑了。新华网 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1)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经历了一条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尽管如此,但是它开辟了中日平等贸易的道路,为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大发展和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因此它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其中50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是极为艰难的一步,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既主张“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对于中日经济关系,更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都极愿意在日本按照波茨坦协定实行非军国主义,而且是在民主化的条件下,和平共处,建立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这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提供了前提。
      当时,日本正值经济恢复时期,迫切需要恢复和扩大中日经贸关系。早在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之前, 日本众多的贸易界人士就组建了日中贸易促进会,随后又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积极致力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然而,占领日本的美国军事当局认为,“如果日本继续像以前那样依靠中国的原料和市场发展经济的话,日本将成为红色中国的一个工具”,因而禁止中日贸易。 日本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把新中国看成威胁势力。这样,中日贸易的发展就遇到了人为的障碍。为了冲破封锁,寻找中日贸易的现实途径,中日贸易界人士便积极行动起来。早在1949年底,日本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便设法与中国贸易部取得了联系。中国方面积极回应。中国贸易部副部长沙千里于次年2 月给对方回电表示:“希望与贵会合作推进中日贸易,具体事宜请与天津的DNCI-MORC(即华北进出口公司)联系。”中日民间贸易开始起步。到了1950年3月, 为了平衡日本的外汇收支和降低日本进口美国原料的巨额运费,美国方面被迫许可日本同中国以民间方式进行贸易。正当中日民间贸易势头看好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美关系恶化,中日民间贸易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从1950年12月开始,美国对向中国出口采取“事先批准制”,实际上是禁止向中国出口。日本政府也步美国的后尘,采取同样措施。1952年9月, 在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下面设置了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对中国、北朝鲜、北越的出口规定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同年8月,日本加入“巴统”,并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极其严格的A 货单中的禁运项目。这一禁运货单“不仅在军事物资方面禁止向中国出口,还实行了全面禁运。同时禁止进口中国产品,甚至连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刷子都不得使用中国的猪毛”。当然,在这个政治环境险恶和没有贸易协定的特殊历史时期,中日民间贸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贸易额来看,1950年为5900万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额的4.9%。可是, 美日当局丧失理智的禁运政策,却使本来数量就很小的中日民间贸易又进一步下降。从1950年到1952年,双方贸易额“从5900万美元下降到1540万美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从4.9%下降到0.8%”。从1952年6月到1957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这是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
      1952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许多企业不得不缩短开工时间,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日本迫切需要同中国进行贸易。1951年6月,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议朝鲜停战,进行谈判,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之一的身份,于1952年4 月向日本经济界和财界知名人士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日本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一行3人,冲破日本政府的封锁,绕道前往莫斯科。中国代表南汉宸在会上首先表示:“希望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会议的最后阶段,中国代表同3名日本议员进行了会谈。会后,日本议员应中国代表的邀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访问了北京,并根据日本的日中贸易促进会议、日本贸易会等国内民间团体的希望和要求,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1952年6月1日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朝鲜战争期间“特需”支撑下的日本经济由此而面临着严重的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部分经济界人士和劳动团体等要求重新恢复中日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成立于1952年底的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甚至策动国会于1953年7月29日在众议院、同月30日在参议院先后通过了日中贸易促进决议案。中国贸促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邀请自民党议员池田政之辅等访华,商谈签订贸易协定事宜。1953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零二个月的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1234下页尾页共4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2)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1954年底,长期追随美国的吉田茂内阁总辞职,鸠山一郎内阁上台。鸠山内阁“顺应时势,决定改变过去实行的对美一边倒的状态,表示要改善中日关系,促进同苏联、中共的贸易”。中国方面当即表示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关系。中日政治关系的松动为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提供了新的机遇。1956年3月,以中国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经过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谈判,于1955年5月4日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为适应当时双方的需要,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对有关事项作了一些基本的规定。首先,在贸易数量方面,三次协定都规定,在协定有效期内,双方进出口额为3000万英镑。其次,在贸易方式上,由于双方民间贸易得不到日本银行的支持,无法直接结汇,三次协定都规定采取以货易货方式,用英镑计价。
      再次,三次协定都以重要程度的大小为标准,将双方贸易的商品品种划分为甲、乙、丙三类,规定同类货物相交换。其中,第一次协定规定:“甲、乙、丙三类物资的比重分别为40%、30%和30%。”在甲类物资中,中国向日本出口的有煤、大豆、锰砂、镁砂、猪鬃等,日本向中国输出的有紫铜、钢材、铝锭等。在乙类物资中,中国输出的有盐、杂豆、花生米、桐油、矿产品、羽毛、棉花、羊毛等,日本输出的有纺织机械、轮船、小型机车、化工产品、起重机、无线电器材、卡车、电工器材等。在丙类物资中,中国输出的有滑石、雄黄等中药,日本输出的有化肥、农机、医疗器械等。随着双方经验的积累,后两次协定对上述规定作了更为合理的变动,“将甲乙丙三类物资的比重调整为35%、40%和25%”,即增加了交换可能性较大的乙类物资的比重。同时,协定中商品类别的内容也有所变化。在第二次协定中,“中方甲类出口货单中增列铁砂,而将镁砂、猪鬃移入乙类;日方甲类出口单中增列各种大型机器,并将轮船从乙类移入甲类”。在第三次协定中,“对甲类物资,中方增列生铁、日方增列发电设备;乙类,中方增列大米等”。对第一次协定中没有涉及的商检和仲裁问题,第二次协定专门增列了商检仲裁条款。“由于当时中方人员不能随时取得日方入境签证,仲裁地点只好规定在中国境内进行”。第三次协定则根据新的情况规定仲裁地点在被告所在国进行,同时还规定:“相互之间可举办展览会,双方商定按外交官待遇相互派常驻商务代表,并努力促请本国政府尽早就中日贸易问题举行两国的谈判,并签订协定。”三次协定的签订,使中日民间贸易有了一个大致可以遵循的依据,促进了双方民间贸易在协定的基础上发展。从1952年11月27日中国进出口公司和日本巴商株式会社在北京签订金额38万英镑的贸易合同开始,到1953年10月29日第二次协定签订为止,第一次协定执行期间“执行了协议总金额的5%”。
      第二次协定的执行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完成总金额的38.8%。按日方统计,“1954年日中贸易额为5900万美元,其中日方出口1900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协定期间,经过双方共同努力,日本方面“赢得了进口14.5万吨中国大豆的外汇预算,打破了美国垄断日本进口大豆的局面”。在三次协定中,第三次协定由于“得到了鸠山内阁总理大臣的支持和赞助”,执行情况最好。第一年完成协定进出口总额的67.2%,1956年5月4日期满后,延长一年,又完成了77.7%。按照日方统计,“从1955年到1957年,中日贸易额连续三年超过1亿美元,其中1956年达到1.5亿美元”,创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额最高纪录。在双方贸易商品结构上,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豆、杂粮、大米等农产品;煤炭、生铁、铁砂等矿产品;羊绒、桐油、松香等土特产品。以双方贸易额最多的1955年和1956年两年为例,“1955年,中国出口大豆9707百万日元,占对日出口总额的33.4%,大米6894百万日元,占对日出口总额的23.4%,两项合计达57.1%”。1956年,这一比重仍高达55%。日本对华输出的则主要是化肥、钢材、机械和化纤等,其中尤以化肥的比重最大。“1955年,日本对中国出口,仅化肥一项就达3237百万日元,占日本对中国出口的31.5%。”1956年,这一比重仍在20%以上。根据第三次贸易协定,1955年10月在东京晴海首次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近70万人观看了展览。第二年10月,北京也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观众达125万人。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3)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三第三次贸易协定延长一年,到1957年5月4日再次期满后,又出现了无协定的状态,对中日贸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由上年的8384万美元急剧减少到803万美元。”因此, 缔结新的贸易协定已迫在眉睫。正在此关键时刻,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主张扩大中日贸易的石桥内阁因首相生病而辞职,敌视中国的岸信介上台组阁。1957年6月, 岸信介跑到台湾,在与蒋介石的所谓会谈中煽动说:“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并狂叫:“如果恢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这就给中日贸易关系的前景布下了厚厚的阴影。然而,由于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日本深受影响,产品积压,钢铁、非铁金属、纤维等工业部门纷纷减产。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却蒸蒸日上,正在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需要大量器材,因此,早日签订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1月, 日本召开了要求立即缔结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全国企业家大会。此前的1957年8月, 日中友好协会在东京召开了为期3天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以诚意来对待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缔结,并呼吁发起一个国民运动,为加速恢复邦交正常化而努力。1957年9月,中日双方终于开始举行会谈, 商讨第四次协定的签订问题。在谈判过程中,由于岸信介政府在中国贸易代表团人数、中国贸易机构在日本悬挂中国国旗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谈判曾一度中断。为了早日缔结协定,中国方面进行了许多努力。1958年2月26日,中国矿产公司和中国五金进出口公司同日本钢铁代表团签订了长期民间贸易协定,“双方同意,在1958年到1962年的5年内,每方出口金额为1亿英镑”。为了促进协定的早日签订,日本广大人民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活动。“在几十个市、町、村会议上都做出了促进签订协定的决议”,“开展了全民性的签名运动,250个经济团体举行大会,通过决议,热烈要求早日缔结第四次贸易协定”。1958年3月5日,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终于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规定:自签字起一年内,各方出口3500万英镑,仍然采取同类物资易货贸易的原则,但将甲乙丙三类简化为甲、乙两类,甲类占40%,乙类占60%。双方同意1958年分别在名古屋、福冈和广州、武汉再次互相举办展览会。协定还就商检、支付、仲裁和重要物资的长期有保证的供应等事项作出了规定。另外,在备忘录中写明,双方各自取得本国政府同意给予下列待遇:第一,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安全;第二,给予出入境的方便、海关的优待和以贸易活动为目的的旅行自由;第三,可以使用进行业务所需要的密码电报;第四,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机构人数由双方各自根据工作的需要加以决定,机构所属人员及其家属不按指纹。协定的签订得到中国和广大日本人民特别是中日贸易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但是,协定的顺利执行还必须得到双方政府的保证和支持。同年3月7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会见日本通商使节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对协定表示欢迎和支持。可是,日本政府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和保证,反而采取了实际上是破坏协定的态度。协定签订的第五天,自民党与外交调查会召开联席会议,在听取日本首席谈判代表池田政之辅汇报后,决定“以删除悬挂国旗权等所谓一系列政治条款作为承认协定的条件”。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政府不断施加压力,台湾当局也对日本政府采取威胁性措施。蒋介石集团“对此项协定提出抗议,中止了3月14 日在台北举行之对日贸易谈判,停止对日采购”。这意味着日本对台湾出口总额的40%有可能被取消。3月17日,台湾当局向日本递交所谓备忘录,其中要求:“①日本政府必须声明不承认中共,以及中共之商务代表不具备公务身份,不给予外交特权;②不得悬挂中共旗帜。”由于岸信介政府敌视新中国的顽固态度及美蒋的压力,4月1日岸信介在给蒋的亲笔信中说:“日中贸易仅限于民间协定,日本政府不予过问,不给予通商代表以特权,不承认中共有悬挂国旗之权。”4月9日,岸信介内阁给日本贸易三团体如下答复:“政府鉴于扩大日中贸易的必要性,将尊重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精神,在我国国内各项法令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还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关系,给予支持和协助,以便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发表谈话,进一步解释说:“政府现在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这对于根据这个民间协定设立的民间商务代表性机构,(政府)无意承认它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但是,关于由民间团体处理这个民间协定的问题,政府将尊重并考虑到我国同中华民国间的关系和其它国际关系,务期不引起商务代表机构的设立可能意味着事实上的承认这样的误会。同时打算在国内各项法令规定的范围内给予支持和协助。”“此外,日本政府认为,因为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能承认民间商务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首页上页1234下页尾页共4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4)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日本当局的这番表白,清楚地表明了其破坏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真实用心。所谓“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机构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实际上是使中国方面无法在日本设立商务代表机构和开展工作。所谓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并把国内法令作为支持协定的限制性条件,实际上是使日本刑法中有关损坏外国国旗的惩罚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代表机构无法悬挂中国国旗。至于要考虑的“目前的国际关系”,显然是指日本同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关系,而美国和台湾当局不仅敌视日中贸易,而且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这实际上是屈从美台的意志,为中日民间贸易设置新的障碍。因此,日本当局冠冕堂皇的言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新中国决不会进行这种无原则的交易。1958年4月9日,当负责同中国签订第四次贸易协定的日本三团体把日本政府的答复通知中国方面时,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拒绝。岸信介内阁不仅对第四次贸易协定毫无诚意,而且还继续破坏中日关系,纵容暴徒污辱中国国旗。4月30日, 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在市内滨屋百货公司举办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悬挂了中国国旗,台湾当局“驻日大使”就此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所谓“抗议”,日本外务省指令长崎当局摘下中国国旗。同日下午4时, 两名暴徒闯入四楼展览会场,突然扯下了中国国旗。展览会主持人立即将暴徒扭送市警察局,认为这是污辱国旗事件,要求清查其背景,并予以惩罚。可是,日本警察局很快将暴徒释放,而岸信介在回答在野党有关这一问题的质问时,竟荒谬地说:“对于没有邦交关系国家的国旗,不过是器物损失罪罢了。”针对岸信介内阁极端敌视新中国,破坏中日贸易的行为,中国外长陈毅于5月9日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严正指出:“岸信介破坏中日贸易,纵容暴徒侮辱我国国旗,必将自食其果。”同日,中国国际贸促会分别拍电报给日本贸易三团体,严重抗议日本政府在长崎纵容暴徒污辱我国国旗事件。但岸信介政府依然故我。因此,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已失去了实现的基础,中日民间贸易已无法继续进行。中国政府被迫通知日方:废除刚刚签字的《中日钢铁贸易长期协定》,中止正在进行的中日钢铁贸易合同的谈判,不再延长为期一年的渔业协定。至此,艰难行进中的中日民间贸易之舟由于日方的破坏而搁浅。 四纵观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可谓极尽曲折。中日两国人民自始至终对美国占领军和日本当局的禁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前三次贸易协定的签订和部分执行,使50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沿着良性的轨道发展。贸易额在逐步增长,1956年曾达到1.5亿美元, “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8%”。 双方贸易的商品结构是互补性的,对双方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双方贸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彻底改变了二战前日本对中国进行掠夺的殖民地贸易性质。与此同时,双方还相互举办了商品展览会,扩大了贸易往来的渠道。双方的交流还迫使美日统治阶级多次放宽对中日贸易的禁运政策,使双方贸易由民间协定向政府协定方向发展。
      但是,由于当时冷战格局的影响和日本敌视新中国势力的阻挠,双方民间贸易的发展受到种种限制。执行情况最好的第三次协定,也没有完成协定的金额。整个5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输出从未超过它的出口总额的3%,而进口额则在3%的幅度内”。特别是50年代后期,即岸信介内阁时期,中日政治关系处于冰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更加困难。中日两国人民经过多方努力而签订的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也因岸信介政府的刁难、美蒋的捣乱而宣告流产,致使中日民间贸易关系中断。当然,必须指出,50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开辟了中日平等贸易的道路,中日两国人民在同美日统治集团和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大发展和后来中日邦交的正常化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今年8月份又去过一次日本,跟日中经济协会的专务理事杉田先生会谈过多次,他是中日贸易史的见证人,他们协会是最早推动中日国家间贸易的,他们的介绍手册上,中日贸易最早就是从70年开始的。你还在此胡说八道信口雌黄!
      2017/12/5 9: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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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我是太阳星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4楼 独立的思考着
      一个无知的人。50年代,日本对中国是出奇的好:许多禁卖的东西,包括好钢,特种钢,都来自日本。
      日本人精明极了,利用两岸的对立,是否真与北京建交就不知道,但用北京来敲打台北,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免掉日本赔款,就是必然吊。这种雕蟲小技,台北与北京都看的非常清楚,你看不懂?真是妄称国防大学教授!钱对每各个人,每各个国家都是多多益善的东西。有了钱,人们生活改善,社会就相对稳定。对老蒋来讲。50年代的台湾还非常贫困,小学生都是光着脚上学,怎么能跟”钱“斗气呢?除非有更大的政治失分,比如日本与北京建交,才能令老蒋放弃在那时急需的”赔款“。
      5楼 我是太阳星
      小喷子啊,50年代中国与日本间没有贸易往来,禁卖的东西再好,与中国有毛关系啊?!你以为你们蒋匪的情报系统真是吃干饭的?连日本是否真与大陆建交这事,都摸不清真相?50-70年代,你们蒋公公与日本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候,那叫一个蜜月期,还用这个来威胁?你造谣能不能有点水平啊?
      50年代中日没有贸易往来?你都成笑料了。无知不要紧,无知再充教授,就成小丑了。
      新华网 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1)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经历了一条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尽管如此,但是它开辟了中日平等贸易的道路,为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大发展和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因此它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其中50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是极为艰难的一步,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既主张“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对于中日经济关系,更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都极愿意在日本按照波茨坦协定实行非军国主义,而且是在民主化的条件下,和平共处,建立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这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提供了前提。
      当时,日本正值经济恢复时期,迫切需要恢复和扩大中日经贸关系。早在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之前, 日本众多的贸易界人士就组建了日中贸易促进会,随后又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积极致力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然而,占领日本的美国军事当局认为,“如果日本继续像以前那样依靠中国的原料和市场发展经济的话,日本将成为红色中国的一个工具”,因而禁止中日贸易。 日本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把新中国看成威胁势力。这样,中日贸易的发展就遇到了人为的障碍。为了冲破封锁,寻找中日贸易的现实途径,中日贸易界人士便积极行动起来。早在1949年底,日本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便设法与中国贸易部取得了联系。中国方面积极回应。中国贸易部副部长沙千里于次年2 月给对方回电表示:“希望与贵会合作推进中日贸易,具体事宜请与天津的DNCI-MORC(即华北进出口公司)联系。”中日民间贸易开始起步。到了1950年3月, 为了平衡日本的外汇收支和降低日本进口美国原料的巨额运费,美国方面被迫许可日本同中国以民间方式进行贸易。正当中日民间贸易势头看好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美关系恶化,中日民间贸易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从1950年12月开始,美国对向中国出口采取“事先批准制”,实际上是禁止向中国出口。日本政府也步美国的后尘,采取同样措施。1952年9月, 在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下面设置了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对中国、北朝鲜、北越的出口规定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同年8月,日本加入“巴统”,并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极其严格的A 货单中的禁运项目。这一禁运货单“不仅在军事物资方面禁止向中国出口,还实行了全面禁运。同时禁止进口中国产品,甚至连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刷子都不得使用中国的猪毛”。当然,在这个政治环境险恶和没有贸易协定的特殊历史时期,中日民间贸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贸易额来看,1950年为5900万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额的4.9%。可是, 美日当局丧失理智的禁运政策,却使本来数量就很小的中日民间贸易又进一步下降。从1950年到1952年,双方贸易额“从5900万美元下降到1540万美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从4.9%下降到0.8%”。从1952年6月到1957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这是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
      1952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许多企业不得不缩短开工时间,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日本迫切需要同中国进行贸易。1951年6月,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议朝鲜停战,进行谈判,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之一的身份,于1952年4 月向日本经济界和财界知名人士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日本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一行3人,冲破日本政府的封锁,绕道前往莫斯科。中国代表南汉宸在会上首先表示:“希望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会议的最后阶段,中国代表同3名日本议员进行了会谈。会后,日本议员应中国代表的邀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访问了北京,并根据日本的日中贸易促进会议、日本贸易会等国内民间团体的希望和要求,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1952年6月1日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朝鲜战争期间“特需”支撑下的日本经济由此而面临着严重的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部分经济界人士和劳动团体等要求重新恢复中日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成立于1952年底的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甚至策动国会于1953年7月29日在众议院、同月30日在参议院先后通过了日中贸易促进决议案。中国贸促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邀请自民党议员池田政之辅等访华,商谈签订贸易协定事宜。1953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零二个月的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1234下页尾页共4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2)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1954年底,长期追随美国的吉田茂内阁总辞职,鸠山一郎内阁上台。鸠山内阁“顺应时势,决定改变过去实行的对美一边倒的状态,表示要改善中日关系,促进同苏联、中共的贸易”。中国方面当即表示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关系。中日政治关系的松动为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提供了新的机遇。1956年3月,以中国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经过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谈判,于1955年5月4日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为适应当时双方的需要,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对有关事项作了一些基本的规定。首先,在贸易数量方面,三次协定都规定,在协定有效期内,双方进出口额为3000万英镑。其次,在贸易方式上,由于双方民间贸易得不到日本银行的支持,无法直接结汇,三次协定都规定采取以货易货方式,用英镑计价。
      再次,三次协定都以重要程度的大小为标准,将双方贸易的商品品种划分为甲、乙、丙三类,规定同类货物相交换。其中,第一次协定规定:“甲、乙、丙三类物资的比重分别为40%、30%和30%。”在甲类物资中,中国向日本出口的有煤、大豆、锰砂、镁砂、猪鬃等,日本向中国输出的有紫铜、钢材、铝锭等。在乙类物资中,中国输出的有盐、杂豆、花生米、桐油、矿产品、羽毛、棉花、羊毛等,日本输出的有纺织机械、轮船、小型机车、化工产品、起重机、无线电器材、卡车、电工器材等。在丙类物资中,中国输出的有滑石、雄黄等中药,日本输出的有化肥、农机、医疗器械等。随着双方经验的积累,后两次协定对上述规定作了更为合理的变动,“将甲乙丙三类物资的比重调整为35%、40%和25%”,即增加了交换可能性较大的乙类物资的比重。同时,协定中商品类别的内容也有所变化。在第二次协定中,“中方甲类出口货单中增列铁砂,而将镁砂、猪鬃移入乙类;日方甲类出口单中增列各种大型机器,并将轮船从乙类移入甲类”。在第三次协定中,“对甲类物资,中方增列生铁、日方增列发电设备;乙类,中方增列大米等”。对第一次协定中没有涉及的商检和仲裁问题,第二次协定专门增列了商检仲裁条款。“由于当时中方人员不能随时取得日方入境签证,仲裁地点只好规定在中国境内进行”。第三次协定则根据新的情况规定仲裁地点在被告所在国进行,同时还规定:“相互之间可举办展览会,双方商定按外交官待遇相互派常驻商务代表,并努力促请本国政府尽早就中日贸易问题举行两国的谈判,并签订协定。”三次协定的签订,使中日民间贸易有了一个大致可以遵循的依据,促进了双方民间贸易在协定的基础上发展。从1952年11月27日中国进出口公司和日本巴商株式会社在北京签订金额38万英镑的贸易合同开始,到1953年10月29日第二次协定签订为止,第一次协定执行期间“执行了协议总金额的5%”。
      第二次协定的执行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完成总金额的38.8%。按日方统计,“1954年日中贸易额为5900万美元,其中日方出口1900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协定期间,经过双方共同努力,日本方面“赢得了进口14.5万吨中国大豆的外汇预算,打破了美国垄断日本进口大豆的局面”。在三次协定中,第三次协定由于“得到了鸠山内阁总理大臣的支持和赞助”,执行情况最好。第一年完成协定进出口总额的67.2%,1956年5月4日期满后,延长一年,又完成了77.7%。按照日方统计,“从1955年到1957年,中日贸易额连续三年超过1亿美元,其中1956年达到1.5亿美元”,创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额最高纪录。在双方贸易商品结构上,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豆、杂粮、大米等农产品;煤炭、生铁、铁砂等矿产品;羊绒、桐油、松香等土特产品。以双方贸易额最多的1955年和1956年两年为例,“1955年,中国出口大豆9707百万日元,占对日出口总额的33.4%,大米6894百万日元,占对日出口总额的23.4%,两项合计达57.1%”。1956年,这一比重仍高达55%。日本对华输出的则主要是化肥、钢材、机械和化纤等,其中尤以化肥的比重最大。“1955年,日本对中国出口,仅化肥一项就达3237百万日元,占日本对中国出口的31.5%。”1956年,这一比重仍在20%以上。根据第三次贸易协定,1955年10月在东京晴海首次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近70万人观看了展览。第二年10月,北京也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观众达125万人。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3)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三第三次贸易协定延长一年,到1957年5月4日再次期满后,又出现了无协定的状态,对中日贸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由上年的8384万美元急剧减少到803万美元。”因此, 缔结新的贸易协定已迫在眉睫。正在此关键时刻,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主张扩大中日贸易的石桥内阁因首相生病而辞职,敌视中国的岸信介上台组阁。1957年6月, 岸信介跑到台湾,在与蒋介石的所谓会谈中煽动说:“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并狂叫:“如果恢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这就给中日贸易关系的前景布下了厚厚的阴影。然而,由于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日本深受影响,产品积压,钢铁、非铁金属、纤维等工业部门纷纷减产。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却蒸蒸日上,正在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需要大量器材,因此,早日签订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1月, 日本召开了要求立即缔结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全国企业家大会。此前的1957年8月, 日中友好协会在东京召开了为期3天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以诚意来对待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缔结,并呼吁发起一个国民运动,为加速恢复邦交正常化而努力。1957年9月,中日双方终于开始举行会谈, 商讨第四次协定的签订问题。在谈判过程中,由于岸信介政府在中国贸易代表团人数、中国贸易机构在日本悬挂中国国旗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谈判曾一度中断。为了早日缔结协定,中国方面进行了许多努力。1958年2月26日,中国矿产公司和中国五金进出口公司同日本钢铁代表团签订了长期民间贸易协定,“双方同意,在1958年到1962年的5年内,每方出口金额为1亿英镑”。为了促进协定的早日签订,日本广大人民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活动。“在几十个市、町、村会议上都做出了促进签订协定的决议”,“开展了全民性的签名运动,250个经济团体举行大会,通过决议,热烈要求早日缔结第四次贸易协定”。1958年3月5日,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终于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规定:自签字起一年内,各方出口3500万英镑,仍然采取同类物资易货贸易的原则,但将甲乙丙三类简化为甲、乙两类,甲类占40%,乙类占60%。双方同意1958年分别在名古屋、福冈和广州、武汉再次互相举办展览会。协定还就商检、支付、仲裁和重要物资的长期有保证的供应等事项作出了规定。另外,在备忘录中写明,双方各自取得本国政府同意给予下列待遇:第一,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安全;第二,给予出入境的方便、海关的优待和以贸易活动为目的的旅行自由;第三,可以使用进行业务所需要的密码电报;第四,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机构人数由双方各自根据工作的需要加以决定,机构所属人员及其家属不按指纹。协定的签订得到中国和广大日本人民特别是中日贸易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但是,协定的顺利执行还必须得到双方政府的保证和支持。同年3月7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会见日本通商使节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对协定表示欢迎和支持。可是,日本政府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和保证,反而采取了实际上是破坏协定的态度。协定签订的第五天,自民党与外交调查会召开联席会议,在听取日本首席谈判代表池田政之辅汇报后,决定“以删除悬挂国旗权等所谓一系列政治条款作为承认协定的条件”。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政府不断施加压力,台湾当局也对日本政府采取威胁性措施。蒋介石集团“对此项协定提出抗议,中止了3月14 日在台北举行之对日贸易谈判,停止对日采购”。这意味着日本对台湾出口总额的40%有可能被取消。3月17日,台湾当局向日本递交所谓备忘录,其中要求:“①日本政府必须声明不承认中共,以及中共之商务代表不具备公务身份,不给予外交特权;②不得悬挂中共旗帜。”由于岸信介政府敌视新中国的顽固态度及美蒋的压力,4月1日岸信介在给蒋的亲笔信中说:“日中贸易仅限于民间协定,日本政府不予过问,不给予通商代表以特权,不承认中共有悬挂国旗之权。”4月9日,岸信介内阁给日本贸易三团体如下答复:“政府鉴于扩大日中贸易的必要性,将尊重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精神,在我国国内各项法令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还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关系,给予支持和协助,以便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发表谈话,进一步解释说:“政府现在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这对于根据这个民间协定设立的民间商务代表性机构,(政府)无意承认它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但是,关于由民间团体处理这个民间协定的问题,政府将尊重并考虑到我国同中华民国间的关系和其它国际关系,务期不引起商务代表机构的设立可能意味着事实上的承认这样的误会。同时打算在国内各项法令规定的范围内给予支持和协助。”“此外,日本政府认为,因为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能承认民间商务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首页上页1234下页尾页共4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无奈的“政冷经热”(4)2009-07-07 11:43:16 文史月刊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日本当局的这番表白,清楚地表明了其破坏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真实用心。所谓“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机构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实际上是使中国方面无法在日本设立商务代表机构和开展工作。所谓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并把国内法令作为支持协定的限制性条件,实际上是使日本刑法中有关损坏外国国旗的惩罚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代表机构无法悬挂中国国旗。至于要考虑的“目前的国际关系”,显然是指日本同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关系,而美国和台湾当局不仅敌视日中贸易,而且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这实际上是屈从美台的意志,为中日民间贸易设置新的障碍。因此,日本当局冠冕堂皇的言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新中国决不会进行这种无原则的交易。1958年4月9日,当负责同中国签订第四次贸易协定的日本三团体把日本政府的答复通知中国方面时,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拒绝。岸信介内阁不仅对第四次贸易协定毫无诚意,而且还继续破坏中日关系,纵容暴徒污辱中国国旗。4月30日, 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在市内滨屋百货公司举办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悬挂了中国国旗,台湾当局“驻日大使”就此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所谓“抗议”,日本外务省指令长崎当局摘下中国国旗。同日下午4时, 两名暴徒闯入四楼展览会场,突然扯下了中国国旗。展览会主持人立即将暴徒扭送市警察局,认为这是污辱国旗事件,要求清查其背景,并予以惩罚。可是,日本警察局很快将暴徒释放,而岸信介在回答在野党有关这一问题的质问时,竟荒谬地说:“对于没有邦交关系国家的国旗,不过是器物损失罪罢了。”针对岸信介内阁极端敌视新中国,破坏中日贸易的行为,中国外长陈毅于5月9日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严正指出:“岸信介破坏中日贸易,纵容暴徒侮辱我国国旗,必将自食其果。”同日,中国国际贸促会分别拍电报给日本贸易三团体,严重抗议日本政府在长崎纵容暴徒污辱我国国旗事件。但岸信介政府依然故我。因此,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已失去了实现的基础,中日民间贸易已无法继续进行。中国政府被迫通知日方:废除刚刚签字的《中日钢铁贸易长期协定》,中止正在进行的中日钢铁贸易合同的谈判,不再延长为期一年的渔业协定。至此,艰难行进中的中日民间贸易之舟由于日方的破坏而搁浅。 四纵观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可谓极尽曲折。中日两国人民自始至终对美国占领军和日本当局的禁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前三次贸易协定的签订和部分执行,使50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沿着良性的轨道发展。贸易额在逐步增长,1956年曾达到1.5亿美元, “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8%”。 双方贸易的商品结构是互补性的,对双方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双方贸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彻底改变了二战前日本对中国进行掠夺的殖民地贸易性质。与此同时,双方还相互举办了商品展览会,扩大了贸易往来的渠道。双方的交流还迫使美日统治阶级多次放宽对中日贸易的禁运政策,使双方贸易由民间协定向政府协定方向发展。
      但是,由于当时冷战格局的影响和日本敌视新中国势力的阻挠,双方民间贸易的发展受到种种限制。执行情况最好的第三次协定,也没有完成协定的金额。整个5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输出从未超过它的出口总额的3%,而进口额则在3%的幅度内”。特别是50年代后期,即岸信介内阁时期,中日政治关系处于冰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更加困难。中日两国人民经过多方努力而签订的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也因岸信介政府的刁难、美蒋的捣乱而宣告流产,致使中日民间贸易关系中断。当然,必须指出,50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开辟了中日平等贸易的道路,中日两国人民在同美日统治集团和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大发展和后来中日邦交的正常化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17/12/5 7: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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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我是太阳星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4楼 独立的思考着
      一个无知的人。50年代,日本对中国是出奇的好:许多禁卖的东西,包括好钢,特种钢,都来自日本。
      日本人精明极了,利用两岸的对立,是否真与北京建交就不知道,但用北京来敲打台北,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免掉日本赔款,就是必然吊。这种雕蟲小技,台北与北京都看的非常清楚,你看不懂?真是妄称国防大学教授!钱对每各个人,每各个国家都是多多益善的东西。有了钱,人们生活改善,社会就相对稳定。对老蒋来讲。50年代的台湾还非常贫困,小学生都是光着脚上学,怎么能跟”钱“斗气呢?除非有更大的政治失分,比如日本与北京建交,才能令老蒋放弃在那时急需的”赔款“。
      5楼 我是太阳星
      小喷子啊,50年代中国与日本间没有贸易往来,禁卖的东西再好,与中国有毛关系啊?!你以为你们蒋匪的情报系统真是吃干饭的?连日本是否真与大陆建交这事,都摸不清真相?50-70年代,你们蒋公公与日本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候,那叫一个蜜月期,还用这个来威胁?你造谣能不能有点水平啊?
      7楼 独立的思考着
      本文来自新华网文章(1),(2),(3)。看起来你对天朝媒体仇很深啊!我认识的首钢师傅告诉我60年代中国用的钢板材上都打有"Made in Japan"的白字。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1)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 [*****BBS]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 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2)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3)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 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4)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作者:梁文
      9楼 我是太阳星1
      这些东东没有半点史学价值,都是一知半解、道听途说,无论是哪个网站的都不作数。
      我正义的回帖被**封,就剩下你的歪言在此惑众。
      2017/12/5 6: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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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我是太阳星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4楼 独立的思考着
      一个无知的人。50年代,日本对中国是出奇的好:许多禁卖的东西,包括好钢,特种钢,都来自日本。
      日本人精明极了,利用两岸的对立,是否真与北京建交就不知道,但用北京来敲打台北,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免掉日本赔款,就是必然吊。这种雕蟲小技,台北与北京都看的非常清楚,你看不懂?真是妄称国防大学教授!钱对每各个人,每各个国家都是多多益善的东西。有了钱,人们生活改善,社会就相对稳定。对老蒋来讲。50年代的台湾还非常贫困,小学生都是光着脚上学,怎么能跟”钱“斗气呢?除非有更大的政治失分,比如日本与北京建交,才能令老蒋放弃在那时急需的”赔款“。
      5楼 我是太阳星
      小喷子啊,50年代中国与日本间没有贸易往来,禁卖的东西再好,与中国有毛关系啊?!你以为你们蒋匪的情报系统真是吃干饭的?连日本是否真与大陆建交这事,都摸不清真相?50-70年代,你们蒋公公与日本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候,那叫一个蜜月期,还用这个来威胁?你造谣能不能有点水平啊?
      7楼 独立的思考着
      本文来自新华网文章(1),(2),(3)。看起来你对天朝媒体仇很深啊!我认识的首钢师傅告诉我60年代中国用的钢板材上都打有"Made in Japan"的白字。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1)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 [*****BBS]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 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2)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3)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 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4)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作者:梁文
      10楼 我是太阳星1
      你怎么只引用、相信那些道听途说的媒体上的东东?怎么不敢引用那些确切可信的媒体上的东东?一两个无名小卒人写的东东,就是史料了?你可真是可笑。
      我在UC Berkeley拿学士位,在UC San Francisco拿博士位,学到的就是“引用”证据。你看看维基百科,每讲一事都有引用资料,而不是主观的想当然。
      正如你在审视一罪案时,也不是靠你的主观意识判案,靠折磨嫌疑人来给他入罪,而是根据证据,抽丝剥茧,让罪犯心服口服。按李昌钰博士的话说:让证据说话。这种西方式的思维方法,你可能不懂。你没留过洋,否则也不会问这种问题。当然,证据需要靠的住。
      梁文这篇文章可以登在新华网,证明新华网对该文的认同,且该文解释的合理,我认为是可信的。
      2017/12/5 0:40:38
      1. 军衔:陆军列兵
      2. 军号:12336628
      左箭头-小图标
      3楼 我是太阳星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4楼 独立的思考着
      一个无知的人。50年代,日本对中国是出奇的好:许多禁卖的东西,包括好钢,特种钢,都来自日本。
      日本人精明极了,利用两岸的对立,是否真与北京建交就不知道,但用北京来敲打台北,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免掉日本赔款,就是必然吊。这种雕蟲小技,台北与北京都看的非常清楚,你看不懂?真是妄称国防大学教授!钱对每各个人,每各个国家都是多多益善的东西。有了钱,人们生活改善,社会就相对稳定。对老蒋来讲。50年代的台湾还非常贫困,小学生都是光着脚上学,怎么能跟”钱“斗气呢?除非有更大的政治失分,比如日本与北京建交,才能令老蒋放弃在那时急需的”赔款“。
      5楼 我是太阳星
      小喷子啊,50年代中国与日本间没有贸易往来,禁卖的东西再好,与中国有毛关系啊?!你以为你们蒋匪的情报系统真是吃干饭的?连日本是否真与大陆建交这事,都摸不清真相?50-70年代,你们蒋公公与日本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候,那叫一个蜜月期,还用这个来威胁?你造谣能不能有点水平啊?
      7楼 独立的思考着
      本文来自新华网文章(1),(2),(3)。看起来你对天朝媒体仇很深啊!我认识的首钢师傅告诉我60年代中国用的钢板材上都打有"Made in Japan"的白字。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1)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 [*****BBS]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 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2)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3)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 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4)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作者:梁文
      你怎么只引用、相信那些道听途说的媒体上的东东?怎么不敢引用那些确切可信的媒体上的东东?一两个无名小卒人写的东东,就是史料了?你可真是可笑。
      2017/12/4 16:27:27
      1. 军衔:陆军列兵
      2. 军号:12336628
      左箭头-小图标
      3楼 我是太阳星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4楼 独立的思考着
      一个无知的人。50年代,日本对中国是出奇的好:许多禁卖的东西,包括好钢,特种钢,都来自日本。
      日本人精明极了,利用两岸的对立,是否真与北京建交就不知道,但用北京来敲打台北,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免掉日本赔款,就是必然吊。这种雕蟲小技,台北与北京都看的非常清楚,你看不懂?真是妄称国防大学教授!钱对每各个人,每各个国家都是多多益善的东西。有了钱,人们生活改善,社会就相对稳定。对老蒋来讲。50年代的台湾还非常贫困,小学生都是光着脚上学,怎么能跟”钱“斗气呢?除非有更大的政治失分,比如日本与北京建交,才能令老蒋放弃在那时急需的”赔款“。
      5楼 我是太阳星
      小喷子啊,50年代中国与日本间没有贸易往来,禁卖的东西再好,与中国有毛关系啊?!你以为你们蒋匪的情报系统真是吃干饭的?连日本是否真与大陆建交这事,都摸不清真相?50-70年代,你们蒋公公与日本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候,那叫一个蜜月期,还用这个来威胁?你造谣能不能有点水平啊?
      7楼 独立的思考着
      本文来自新华网文章(1),(2),(3)。看起来你对天朝媒体仇很深啊!我认识的首钢师傅告诉我60年代中国用的钢板材上都打有"Made in Japan"的白字。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1)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 [*****BBS]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 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2)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3)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 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4)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作者:梁文
      这些东东没有半点史学价值,都是一知半解、道听途说,无论是哪个网站的都不作数。
      2017/12/4 16:24:54
      1. 军衔:陆军上等兵
      2. 军号:9255050
      3. 工分:4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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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我是太阳星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4楼 独立的思考着
      一个无知的人。50年代,日本对中国是出奇的好:许多禁卖的东西,包括好钢,特种钢,都来自日本。
      日本人精明极了,利用两岸的对立,是否真与北京建交就不知道,但用北京来敲打台北,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免掉日本赔款,就是必然吊。这种雕蟲小技,台北与北京都看的非常清楚,你看不懂?真是妄称国防大学教授!钱对每各个人,每各个国家都是多多益善的东西。有了钱,人们生活改善,社会就相对稳定。对老蒋来讲。50年代的台湾还非常贫困,小学生都是光着脚上学,怎么能跟”钱“斗气呢?除非有更大的政治失分,比如日本与北京建交,才能令老蒋放弃在那时急需的”赔款“。
      5楼 我是太阳星
      小喷子啊,50年代中国与日本间没有贸易往来,禁卖的东西再好,与中国有毛关系啊?!你以为你们蒋匪的情报系统真是吃干饭的?连日本是否真与大陆建交这事,都摸不清真相?50-70年代,你们蒋公公与日本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候,那叫一个蜜月期,还用这个来威胁?你造谣能不能有点水平啊?
      证据
      以上两字是个链。你将你的小箭嘴移到上面的小红子,再一按,链就跳出来了。希望你看完此链后,知道“丑”字怎样写。
      2017/12/4 16: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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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4楼 独立的思考着
      一个无知的人。50年代,日本对中国是出奇的好:许多禁卖的东西,包括好钢,特种钢,都来自日本。
      日本人精明极了,利用两岸的对立,是否真与北京建交就不知道,但用北京来敲打台北,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免掉日本赔款,就是必然吊。这种雕蟲小技,台北与北京都看的非常清楚,你看不懂?真是妄称国防大学教授!钱对每各个人,每各个国家都是多多益善的东西。有了钱,人们生活改善,社会就相对稳定。对老蒋来讲。50年代的台湾还非常贫困,小学生都是光着脚上学,怎么能跟”钱“斗气呢?除非有更大的政治失分,比如日本与北京建交,才能令老蒋放弃在那时急需的”赔款“。
      5楼 我是太阳星
      小喷子啊,50年代中国与日本间没有贸易往来,禁卖的东西再好,与中国有毛关系啊?!你以为你们蒋匪的情报系统真是吃干饭的?连日本是否真与大陆建交这事,都摸不清真相?50-70年代,你们蒋公公与日本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候,那叫一个蜜月期,还用这个来威胁?你造谣能不能有点水平啊?
      本文来自新华网文章(1),(2),(3)。看起来你对天朝媒体仇很深啊!
      我认识的首钢师傅告诉我60年代中国用的钢板材上都打有"Made in Japan"的白字。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1)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 [*****BBS]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 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2)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3)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 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谁是幕后黑手?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真相(4)2005-07-12 14:51:03 *****文史[评论][*****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作者:梁文
      2017/12/4 15: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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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军号:9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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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我是太阳星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4楼 独立的思考着
      一个无知的人。50年代,日本对中国是出奇的好:许多禁卖的东西,包括好钢,特种钢,都来自日本。
      日本人精明极了,利用两岸的对立,是否真与北京建交就不知道,但用北京来敲打台北,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免掉日本赔款,就是必然吊。这种雕蟲小技,台北与北京都看的非常清楚,你看不懂?真是妄称国防大学教授!钱对每各个人,每各个国家都是多多益善的东西。有了钱,人们生活改善,社会就相对稳定。对老蒋来讲。50年代的台湾还非常贫困,小学生都是光着脚上学,怎么能跟”钱“斗气呢?除非有更大的政治失分,比如日本与北京建交,才能令老蒋放弃在那时急需的”赔款“。
      小喷子啊,50年代中国与日本间没有贸易往来,禁卖的东西再好,与中国有毛关系啊?!你以为你们蒋匪的情报系统真是吃干饭的?连日本是否真与大陆建交这事,都摸不清真相?50-70年代,你们蒋公公与日本的关系是最好的时候,那叫一个蜜月期,还用这个来威胁?你造谣能不能有点水平啊?
      2017/12/4 15: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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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我是太阳星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一个无知的人。
      50年代,日本对中国是出奇的好:许多禁卖的东西,包括好钢,特种钢,都来自日本。
      日本人精明极了,利用两岸的对立,是否真与北京建交就不知道,但用北京来敲打台北,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免掉日本赔款,就是必然吊。这种雕蟲小技,台北与北京都看的非常清楚,你看不懂?真是妄称国防大学教授!钱对每各个人,每各个国家都是多多益善的东西。有了钱,人们生活改善,社会就相对稳定。对老蒋来讲。50年代的台湾还非常贫困,小学生都是光着脚上学,怎么能跟”钱“斗气呢?除非有更大的政治失分,比如日本与北京建交,才能令老蒋放弃在那时急需的”赔款“。
      2017/12/4 15:07:09
      1. 军衔:陆军列兵
      2. 军号:9101013
      3. 工分: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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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你可真是为了造谣惑众不惜黑白颠倒!蒋公公放弃日本赔款,是50年代初,那时日本就想与北京建交了?!你撒谎造谣能不能专业点?
      2017/12/4 11:06:21
      1. 军衔:陆军中尉
      2. 军号:1001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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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秃子怎么那么多的"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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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4 10: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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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日本以与北京建交做威胁,蒋介石被迫放弃日本赔款回复
      亿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