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志高”出卖江姐时自称在党内是省级干部,伸手向特务要待遇

“甫志高”出卖江姐时自称在党内是省级干部,伸手向特务要待遇刘国定
作者:王德华我们党各时期入党誓词不管如何演变,但“永不叛党”从未删除。有和平时代的人们,无法想象战争年代“永不叛党”一词的份量。它远不是念念这么简单。它是要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用生命来书写的,是要在特务的刑场上用忠诚来书写的。江姐的名字因为《红岩》这本小说而让国人知晓,并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江姐已成为一个英雄的符号,成为在残酷的地下斗争中面对敌人的酷刑而宁死不屈的地下党人的高大形象。江姐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她的身上不但有江竹筠烈士的影子,还有李青林、杨汉秀、胡其芬等一批坚强的女共产党员的影子。江竹筠烈士在狱中说,“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面对上刑、恐吓、假枪毙和真枪决,革命者经历一道道生死考题,经历无数个寂寞孤独的长夜和饥饿等折磨。是英雄还是狗熊、是真革命还是投机革命,敌人的黑牢就是试金石。被叛徒出卖一长串名单中,有20多位女性(其中3名是幼女)。在男人都无法忍受的酷刑中,竟没有一名女性当了叛徒。“甫志高”出卖江姐时自称在党内是省级干部,伸手向特务要待遇到过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人们常常发出一个疑问,出卖江姐的到底是谁?与同江姐是一个艺术形象一样,出卖江姐的“甫志高”也是一个艺术形象,他的身上浓缩了众多叛徒的影子,他们是刘国定(重庆市工委书记)、冉益智(重庆市工委副书记)、李忠良(无职务)、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任达哉(无职务)、涂孝文(川东临委副书记,下川东地工委书记)、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骆安靖(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五工委书记)。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刘国定。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县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他是重庆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重庆市工委的最高领导。1948年4月被捕,在狱中被叛徒冉益智指认后即叛变。他被捕后架到敌人的刑架上马上大叫,“我招!我招!”。“永不叛党”的誓言早就抛到脑后。他手上掌握大量机密,这使他成为特务破坏重庆地下党的最关键的叛徒。据史料记载,他向特务交待了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大特务徐远举曾回忆说,“刘国定叛变,案情进一步发展,特务们由被动变为主动,迅速打开缺口,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刘国定叛变后,把党的机密和同志们的性命当作给敌人交换的筹码。他不是一口气交出来,而是挤牙膏样慢慢吐。他向大特务徐远举说,愿意调转枪口对付共产党,但是自己原来是中共的省级干部,国民党给的待遇不能低,至少要弄一个处长当当,否则鱼死网破不玩了。也就是说,他要用革命者的鲜血来染红他的乌纱帽。经过讨价还价,双方以刘国定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成交。“甫志高”出卖江姐时自称在党内是省级干部,伸手向特务要待遇刘国定的叛变破坏力极强。以前特务是瞎猫撞死老鼠,现在是一抓一个准。他带着特务在重庆、上海和南京等地大肆抓捕以前的同志,被国民党称为“反共英雄”,还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由中校晋升为上校。他叛变后,名正言顺地侵吞了本属于党组织一个药房的全部资产。在白公馆二楼一个曾经的牢房里,刘国定的罪行用中英文书写,历历在目罄竹难书。刘国定的名字也打上了叛徒的标签被后人咒骂。1951年,曾幻想不至于“毁灭肉体”的他在枪声中结束了出卖曾经的战友和同事的一生。
正是基于刘国定和冉益智等地下党高级干部的叛变带来的惨痛教训, 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座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脱险同志向党组织递出了一份意见书,也就是著名的“狱中八条”,其中有两条,一是“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不要迷信”,一是“严格进行整党整风”。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总结的这些真知灼见,现在仍散发着真理的光辉。火星方阵2017-12-04 1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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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八条”,第一条是“警惕领导人的腐化”,去重庆看看就知道了,可没人敢拿出来说,当然也没人敢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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